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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  

2014-06-07 21:54:34|  分类: 综合新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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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2014-05-12 18:20   来源:互联网周刊   

http://www.ciweek.com/article/2014/0512/A20140512563553.shtml
  公元前379年,周天子册封田和为诸侯七年后,形影相吊的齐康公在一座荒凉的海岛上凄然离世。自姜子牙受封起,延续了六百多年的姜齐从此改姓田。
  田和的祖上田完本是陈国公子,因国内动乱投奔齐桓公,从此落户在齐,史称“田陈氏”。
  田陈代齐是一段漫长的和平演变,比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之间的兴替要温情脉脉得多。
  拐点在齐景公执政时出现。
  彼时,齐国百姓三分之二的收入都要上缴,景公的国库里,粮食堆积如山,生虫长蛆;衣料俯拾即是,破烂腐朽。
  与此相对,民众却啼饥号寒,衣衫褴褛,冻馁倒毙于途。
  作为当朝大夫,田陈氏反其道而行之。每逢百姓借贷,皆用特制的大容器多给,而当其纳粮、还款时则以法定的小容器少收。
  不仅如此,从山上进购木材,从海边采买鱼盐,进价多少,卖价也是多少,遇有家庭困难者,还施以救济。
  很快,齐国上下便对田陈氏“爱之如父母,归之如流水”,以至于齐相晏婴出使晋国时不无忧虑地对叔向说:“被国君(齐景公)抛弃的子民只能到田陈那里去。我不敢断言田陈会不会得到邦国,但我们齐,肯定已经是末世了。”
  终于,齐景公也开始觉悟,在一次同晏婴聊天时说:“寡人的宫殿美轮美奂,却不知道将来是谁的。”
  晏婴道:“田陈的吧?他虽没什么大的功劳,但民众对其春风雨露已然载歌载舞。”
  景公去世后,田陈干掉齐国最大的两家卿族,通过废立国君掌握了军政大权。及至平公即位,齐相田成子进言道:“喜赏恶罚乃人之常情,你我君臣,不妨这样分工——赏赐的好事,君上来做;惩罚的恶名,臣下来担。”
  齐平公见美誉归己,何乐不为,便欣然同意。但他不知道的是,国之利器不可示人,田成子已聚拢人气,唯缺惩罚之权柄。
  自此,国人不再畏惧平公,田陈离王座只差一道手续。 
  不诚无物
  从来治世民为天。
  再颟顸的统治者也懂。
  但揆诸现实,无论“永不加赋”的许诺如何动听,兴勃亡忽才是史不绝载、经久不衰的大戏。
  这跟高喊“互联网转型”,却折戟沉沙、尸骸枕籍的传统企业所经历的别无二样。
  事实上,互联网思维既非工具,也非商业模式。商业对现代社会而言的确重要,但绝不是全部。
  一言以蔽之,互联网思维是溶于你行走坐卧、待人接物的精神气质与行事准则,是对自由的向往、平等的热望,是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是对《人权宣言》的主旨的自发认同,即:无视、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。
  因此,三观不正之人,即便散尽家财,智尽能索,距离互联网思维,终究是“举目见日,不见长安”。
   《论自由》的作者约翰·穆勒曾说:“表面上似乎同人们的实际生活和直接利益相去甚远的思辨哲学,其实是世界上最能影响人们的东西。”
  的确,当此工业文明与信息文明交替之际,抱残守缺者不乏其人,坚持大规模生产、大规模销售、大规模宣传的传统商业路径,拒绝与时俱进,严丝合缝地验证着哈耶克的论断:如果从长远考虑,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。那么,从短期着眼,我们就是我们所创造的观念的俘虏。
  在工业时代,资源和渠道被当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,成为颠扑不灭的金科玉律。但在互联网时代,产品更多的是以信息的方式呈现,不仅渠道垄断难以维持,媒介垄断也被打破,消费者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,妄图通过买通媒体单向度、广播式地制造热点、诱导消费的模式轰然坍塌。
  而另一方面,“锚定效应”又使得转型步履维艰。
  这个由诺奖获得者卡尼曼发明的词指出:人的决策实际上是依据于过往和局限的信息来做出的。由于人无法通天晓地,因此那些片面的信息就主导了我们的决定,从而产生认知偏差。
  比如19世纪末,整个伦敦到处都是马粪,因为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马车。
  面对日积月累的马粪和束手无策的政府,伦敦人民苦不堪言,或咒骂、或逃离,并根据以往经验判断这座城市行将崩溃。
  万万没想到的是,汽车的出现终结了所有问题。
  同理,计算机诞生时,IBM创始人沃森说:“人类只需要五台电脑就够了。”
  他的依据是自己的眼睛。彼时的电脑重达数吨,大到能装满一间屋子,谁也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会人手一台。
  未有知而不行者
  俱往矣,替人做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究其实质,互联网思维是在商业民主化的土壤中孕育的用户至上的理念,而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就是知行合一。
  知而不行,只是未知。没有真心发愿,真情流露,做再多的社会化营销、大数据分析,也只是自欺欺人,缘木求鱼。
  若企业大谈简约思维,却不懂得少即是多,我知其未知也;
  若企业大谈极致思维,却无法打造让用户尖叫的产品,我知其未知也;
  若企业大谈迭代思维,却不会从小处着眼,快速创新,我知其未知也;
  若企业大谈流量思维,却不能把免费从量变坚持到质变,我知其未知也;
  若企业大谈跨界思维,却对产业链和产业边界模糊不清,不敢进行颠覆式创新,我知其未知也;
  若企业大谈平台思维,却没有多方共赢的胸襟,将公司打造成“自燃型”员工创业的航母,我知其未知也。
  当初,达摩祖师从海路来中国,见到痴迷佛教的梁武帝萧衍。
  萧衍大建佛寺(南朝四百八十寺),精研教理,甚至亲自登坛讲经,还动不动就跑到寺庙剃度出家,自以为功德无量,夸示于达摩,孰知只换来一句:“并无功德。”
  萧衍不甘,追问怎样才算有功德,达摩对曰:
  净智妙圆,体自空寂。如是功德,不于世求。
  即既净化自我,又净化他人。这种度己度人的功德,不是靠世俗的有为来求得的。
  互联网思维亦如是,用《中庸》的话说就是“未发之中”。
  《中庸》把喜怒哀乐等情感尚未发动时内心保持的一种寂然不动、不偏不倚的状态称作“中”;情感表现出来时,都能把握一个适当的度,符合自然常理与社会规范,称作“和”。
  “中和”是一种极高的境界,能够“致中和”则“天地位焉,万物育焉”。
  从这个角度看,互联网思维又“卑之无甚高论”,不过“饥食渴饮”,己欲达而达人罢了。
  正如有僧问慧海禅师:“修道时如何用功?”
  慧海:“饥来吃饭,困来即眠。”
  又问:“所有人不都这样,难道他们同师父一样用功?”
  慧海:“不同。他吃饭时不肯吃饭,百种须索;睡觉时不肯睡觉,千般计较。”
  诚然,常人脑海中每天要闪现千万条妄念,如果收摄得住,则言“百姓日用皆道”亦不为过。
  依托互联网,真正意义上的消费主权破茧而出,人类再也不需要虚伪的“顾客就是上帝”。
  人也好,信息也罢,互相之间是一种网状而非从属关系。个体来去自如,在群体中所处的位置不再重要,人与人之间也不存在谁必须依附谁,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将之形象地喻为“镶嵌”。
  这是一种对人性的释放,因为网状结构中的节点是平等的。它承认节点有关系,但拒绝承认其有高低贵贱之分。
  在这你中有我,水乳交融的世界里,巧诈不如拙诚。互联网思维,归根结底,也不是一个概念,一套说辞,而是一种务实求真,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。 得道多助,失道寡助 - 比尔 - 桂林市江河湖海装饰工程设计有限公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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